古籍整理，经常被误以为是与世隔绝的书斋工作。事实上不是，云南省民族古籍办少数民族文献的收集、整理，诠释了我们对“文化惠民”极为深沉的理解。

　　“文化”这个词有很多的理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有“文化”的人，通常还是指具备读写能力的人。换句话说，在中国这个古代崇尚读书的国度，文字和书籍几乎就等同于“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少数民族古籍的收集、整理，就是保存民族文化的“种子”，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这就是“为往圣继绝学”的伟大工程。

　　另外，颇为特别的是，少数民族古籍经常保留在个人手中，古籍整理者需要走向田野，爬山涉水去寻访这些古籍。在取得持有者信任后，这些古籍才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整理、出版得以传播出去。这个过程，是一个循环，始于民间，又返回到民间。这个过程中，政府和古籍整理者是必要的中介，它放大了古籍的惠及范围。如果考虑到这些文化精品被阅读、使用后对民族文化产生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说，这样的“文化惠民”，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传递与再生产。

　　昆明的翠湖边，一幢不起眼的小楼上，李克忠稍加思索，努力记住了电话中财务人员要求的报账材料——外出寻访古籍、资料的每一分钱都是公家的，要严格遵守相关的审计要求，可不能出错。

　　他的办公室，堆满了已成的、将成的大部头书籍，以及半点书的影子都还没有的各种资料，透着知识分子严谨、朴素的韵味。

　　这里，是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下文简称“省民族古籍办”）。李克忠是省民族古籍办的研究员，哈尼族，从事古籍收集、研究、整理、出版工作已经30来年了，是省民族古籍办最资深的研究员之一。

　　他告诉记者，省民族古籍办对少数民族古籍的收集、研究、整理、出版工作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虽然这项工作在社会上的认知度不高，但是做出来的成果、成绩得到了国家民委和省民族宗教部门的高度评价，诸多成果成为全国民族古籍工作的范例和典型，为云南民族文化的抢救保护、传承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克忠说，古籍工作无疑是艰难的，但是当看到民族文化抢救的成果，让全世界感受到云南民族文化的魅力，是最让人骄傲的事情，也是他心中古籍工作最大的“惠民”。“我认为一项惠民工程，需要具备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古籍工作的经济效益并不彰显，然而它的社会效益却是巨大的。”

　　云南有众多少数民族，当某一项民族古籍保护成果出来之后，不仅能取得本民族的认同，对其他民族也有示范效应，能唤醒更多民族、更多机构、更多人保护传承民族文化的自觉性。

　　此外，省民族古籍办出版的书籍，大量都用于赠送，赠送对象主要是高校和民族文化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云南省图书馆、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都有省民族古籍办赠送的图书。有的机构需要某本专门的书籍，只需寄来“求赠函”，古籍工作者们不取分文慷慨相赠。

　　李克忠表示，云南民族古籍工作者希望能为更多的民族文化研究者提供帮助和方便，帮助他们研究、保护、传承民族文化，让全世界都感受到云南民族文化的魅力。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文化正逐渐成为云南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桥梁，这对云南民族文化的保护、研究和传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唯有丰盈、优秀的民族文化，才能真正展示云南魅力的精髓，进而促进文化的传播。

　　“过去，古籍工作是‘冷板凳’，外界不理解不认可。然而云南民族古籍工作者依然在默默无闻、脚踏实地地开展工作。”李克忠说，过去，作为一名古籍工作者，自己更多的是追求“著作等身”的快乐，怀揣着和父辈们在哈尼梯田上耕作时一样的心态——田，总要有人耕；文化，总要有人传承，其他的留待后人评说。

　　近几年来，在民族宗教工作部门的支持下，随着各项成果逐一展现，省民族古籍办收获了很多支持。李克忠说：“今年，我们还计划加大普查和数字化的工作力度，邀请更多机构加入普查队伍、扩大普查面，增加普查经费，对云南少数民族古籍进行大普查，将更多优秀的民族古籍抢救、整理、保护起来，实现数字化。”

　　点亮自己，照亮文化传承的路，也一定能照亮路上的同行者，并吸引更多附近的人加入前行的队伍。李克忠和更多的云南民族古籍工作者，还在用心用情拂去岁月的尘埃，追寻着民族传统文化的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