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道教的发展历程与当代面貌全景式观照——评《中国道教通史》

褚国锋

道教是我国的本土宗教，是传统文化的主干之一，对我国古代社会有着深刻影响。柏夷教授认为，道教“自古就存在于华夏文明的髓心与肌腠之中”“代表了古代中国的精魂与力量”。在发展过程中，道教亦逐步走向世界，在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及至当代，本土道教是我国五大宗教之一，同海外道教保持着密切联系和友好往来，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活跃度和影响力。

道教自成为现代学术的研究对象以来，日益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相关成果不断涌现，其数量堪称可观。《百年道学精华集成》（2018年）单单选编我国学者的研究论文，便有五十卷之多。若自1978年算起，仅在道教史这一基础学科领域，我国学者已在通史、断代史、区域史、宗派史和制度史等方向推出多部著作。同时，道教经典、思想、仪式以及文献整理等方面的成果层出不穷。新的成果在推动道教史研究走向深入的同时，也对既有范式和定说提出了挑战。

面对纷繁复杂的道教历史、卷帙浩瀚的资料和数量众多的成果，如何写出具有一流学术水准、讲好中国宗教故事、彰显中国气派的道教通史？这是时代所赋予的重大文化使命，也是一项艰巨的学术工程，对学者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近日，四川大学卿希泰先生（1927-2017）、詹石窗教授主编的《中国道教通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向这一时代课题交出了答卷。

《中国道教通史》是一部凝聚了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数代学人以及相关单位研究者共同心血的集成式著作，共350万字，凡五卷。全书以时间顺序为经，以道派、人物和区域为纬，系统论述了道教从起源至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发展历程，内容涵盖了道教的道派、人物、经籍、神学、制度、仪式、科技、文学、艺术及政教关系、三教交涉、域外传播史、学术研究史等各个方面。这是目前为止国内外首部比较完整的中国道教通史，填补了道教通史研究领域的空白。

就撰著缘起而言，《中国道教通史》充分体现了以卿希泰先生为首的学者群体不忘初心、注重传承的学术追求。该书的基础是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四卷本。1988年至1995年，《中国道教史》第一卷至第四卷由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1996年，《中国道教史》修订本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发行，全书210万字。四卷本《中国道教史》被公认为道教研究中“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提升了我国道教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在全面认识道教的历史地位、发掘道教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推动道教学术研究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卿希泰先生坚守学术报国的初心，敏锐捕捉到学术的发展、道教的变化和时代的需求，认真听取了学术界同行的反馈和建议，精心筹划道教史的再编工作，并将全书再编的布局、组织与统稿工作托付其开门大弟子詹石窗先生。经过精心考虑，确定了各分卷主编。第一卷、第二卷的分卷主编为盖建民，第三卷、第四卷的分卷主编为周冶，第五卷的分卷主编为陈耀庭先生，全书最后统稿人为詹石窗。该计划得到了热烈响应，被纳入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的总体学术发展规划，于2010年在人民出版社选题立项，为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获得201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就治学理念而言，《中国道教通史》生动诠释了不断创新、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中国道教通史》编写组在《中国道教史（修订本）》（四卷本）基础上重新确立写作体例，拟定章节目的提纲，对四卷本的原有内容进行了修订，并积极进行新的创作和提升，注意借鉴和回应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第五卷有四章内容系分卷主编陈耀庭先生执笔，部分章节则邀请王卡研究员、李远国研究员、李申教授、赵建永研究员等兄弟单位的专家撰写，以确保水准和质量。经过编写组的通力合作，五卷本《中国道教通史》不仅纠正了旧稿的若干疏误，更新增加了140万字，修改力度不可谓不大，新增内容不可谓不多。2020年6月22日，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院士在“四川大学2020届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特意以卿希泰先生的科研精神和修编《中国道教通史》的事迹勉励毕业生们要保持专注、追求卓越。

就研究方法而言，作为第一部系统全面、严谨客观讲述中国道教历史的学术型通史著作，《中国道教通史》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本指导原则，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卿希泰先生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的方法、一分为二的两点论的方法，是我们研究道教发展史的最根本的方法。”在牢牢遵循这一原则的前提下，编写组广泛借鉴和应用宗教学、历史学、文献学、社会学、符号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不同角度分析和诠释道教这一信仰体系、文化宝库和社会现象的多元图景与丰富内涵。

就历史分期而言，《中国道教通史》根据中国道教发生、发展和演进的特点，结合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将道教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五个时期，即创建与改造期（东汉-南北朝）、兴盛与发展期（隋唐-北宋）、宗派纷起与融合变革期（南宋-明代中叶）、两极分化期（明代后期-民国）及曲折复兴期（1949年以来）。每个时期各为一卷：第一卷，论述道教前史、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包括第一章至第四章；第二卷，论述隋唐至北宋时期的道教，包括第五章至第七章；第三卷，论述南宋金元至明代中叶时期的道教，包括第八章至第十章；第四卷，论述明后期至民国时期的道教，包括第十一章至第十二章；第五卷，论述当代中国道教与海外道教，评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道教研究成就，梳理我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的道教学术史，包括第十三章至第十八章。以划分合理的长时段作为叙述单元，有助于系统还原道教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揭示道教与王朝、社会文化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把握道教在该时段的整体风貌、发展动态与时代特征。此处需要指出的是，通史所论“道教”是制度道教，即符合西方宗教概念的“具有宗教礼仪和组织系统的道教”。执行主编詹石窗教授已对“道教”概念有所反思，提出了元初道教、古典道教和制度道教的三大形态说。囿于原书体例，通史仍然是“以道教基本制度确立为界限来论述的”。

就研究亮点而言，《中国道教通史》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推进。第一，进一步完善中国道教学的学科体系。根据朱越利先生、陈耀庭先生等学者的划分，道教学是一个门类多样的学科体系，而道教史则是道教学的基础学科。《中国道教通史》在四卷本的基础上，根据道教自身的演进规律，对原有时期的划分与界定有所修正，更为客观地总结了道教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第二，全面认识道教的社会文化功能。《中国道教通史》以道派、道士和重要经籍为主线，梳理道教神学、组织形态和礼仪制度的变迁，呈现道教信仰与文化的内核。道教作为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环，同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科学等发生交集，在互动中不断汲取养分，也进行反哺。《中国道教通史》深入探索道教与社会文化体系其他组成部分的互动关系，阐发了它对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学术思想的影响，对道教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予以客观评价。第三，深入分析道教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与民族精神的具体影响，阐述道教对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历史作用与当代意义，如实呈现了道教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所做的多方面贡献。第四，全景式呈现了中国古代道教发展演进的恢宏画卷，汇总了当代道教实体的信息，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学术研究史，富有指导意义。

《中国道教通史》的殊胜之处还有很多，此处不一一赘述。可以预见的是，《中国道教通史》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增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以及建设“道教研究的中国学派”、提炼中国道教研究的标识性概念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该书所呈现的学术理念和创新精神，也将鼓舞和吸引更多人投身于道教学术研究，在未来结出累累硕果。

（作者单位系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