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云南三交史话|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表达：南诏地方民族政权与中央王朝的交往交流交融

　　作者：赵启燕 尹丽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原创性论断，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合力的思想保证和必然要求。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讲清楚“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既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也为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进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力提供了重要保证。

　　云南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族人民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的密切交往交流交融，使云南成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的最有力实证，成为“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的最生动典型。南诏是云南地方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一时期逐渐从滇池流域转移到洱海流域，与中原的统一性发展、紧密性联系推动了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

　　南诏的崛起与唐朝经略西南边疆、积极扶持密不可分。因此历代南诏王都与唐朝保持了密切的关系。《新唐书·南诏传》记载：唐高宗永徽年间，蒙舍诏主细奴逻“遣使入朝”，向唐称臣、奉唐正朔，并被“赐锦袍”。这一段记载标志着南诏地方民族政权对唐中央王朝政治认同的历史开端。此后，历代南诏王纷纷向唐纳贡称臣，多个南诏王受到中央王朝的册封。据新、旧《唐书》记载，在南诏地方民族政权250多年的历史中共有13个诏王，其中细奴逻、逻盛、皮罗阁、阁罗凤、异牟寻、劝丰佑、世隆、隆舜、舜化贞9个诏王或亲自入朝朝贡、或遣使进献方物、或拜谒地方大员、或结好边疆大吏，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向唐称臣、以示忠心，与唐“通好”“修好”“入献”“定盟”，并受到中央王朝的册封或厚赏。册封和颁授印信是唐王朝任命少数民族首领、赋予权力、进行管理的重要手段，是中央王朝治理边疆地区的重要标志，也象征着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已经成为大一统中央王朝有机组成部分，与中原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

　　伴随着南诏地方民族政权对唐王朝政治认同的不断深化与加强，中原与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交流日益频繁。中央王朝的赏赐恩封及地方民族政权的贡献方物是双方交往交流交融的集中体现。据史料记载，南诏时期曾多次遣使入朝贡献方物特产。尤其是异牟寻时期与唐朝的交流最为频繁。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因南诏与吐蕃矛盾日益尖锐，异牟寻遣使者分道三路奔赴成都，拜谒剑南节度使韦皋，诚恳表示“异牟寻世为唐臣”，希望通过韦皋帮助重新归附大唐，“为唐藩辅”的诚挚愿望。在韦皋的斡旋下，三路使臣均顺利到达京师长安，并向唐德宗进献黄金、丹砂，表达了对唐归顺的诚意和臣服的忠心。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异牟寻又派遣其弟凑罗栋和清平官尹仇宽等27人到长安“入献地图、方物，请复号南诏”。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唐朝派袁滋、庞颀、崔佐时赴云南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颁赐贞元金印。贞元册封后，异牟寻为了表达世为唐臣的诚意，遣清平官尹辅酋等7人入朝贡献方物，把南诏至珍瑰宝铎鞘，以及浪剑、郁刃、生金、瑟瑟、牛黄、琥珀、氎、纺丝、象、犀、越赕马等特产贡献给唐廷。此后，贞元十一年、十二年、十四年、十九年、二十年，异牟寻数次遣使入朝纳贡、进献方物，不断加强与中央王朝的经济文化联系。而唐朝亦给予了丰厚回赠与赏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唐朝使者袁滋等人在册封异牟寻期间，曾见到头发“皆垂白”的笛工歌女。异牟寻感叹曰：“此先君归国时，皇帝赐胡部、龟兹声二列，今丧亡略尽，唯二人故在。”这一史料足证双方经济文化交流之频繁与密切，其深度和广度已经扩大到了音乐舞蹈等艺术领域。

　　除了封赏，兴汉学传播中华文化成为中央王朝加强与南诏交流的重要内容。异牟寻重新归附大唐后，为了表达对大唐的忠诚，他将贵族子弟作为质子送至成都。唐朝在成都设太学，让南诏贵族子弟学习中华文化。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南诏宗室和贵族在学习中不断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并将其运用到对云南地方的治理中，推动了云南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进步。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治理和唐代的积极经略下，中原与南诏已经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尽管阁罗凤时期，南诏曾短暂脱离唐朝而北臣吐蕃，但并没有打破或割裂中华民族整体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原与边疆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正是由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中华文明向内凝聚的统一性，使得南诏在短暂分离后，于贞元十年重新归唐成为历史的必然。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异牟寻重新归附大唐后，为了加强对南诏的羁縻统治，唐朝以南诏的统治范围为界设云南安抚司，命剑南西川节度使兼任云南安抚使，宣慰边疆、节制南诏。此后，南诏地方民族政权一直与唐中央王朝保持密切的联系，奉唐正朔、纳贡款服、世为唐臣。

　　在不断增强与唐朝的交往交流交融历程中，南诏地方民族政权的首领积极学习和借鉴中华文化，并将其运用到管理地方的实践之中，推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政治上，南诏汲取唐中央王朝的制度优势和治理经验，效仿中央王朝三省六部制，置清平官、设六曹（后改为九爽），又结合地方发展的实际情况，形成了以南诏王、清平官、大军将、六曹（九爽）、三托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从而奠定了南诏的政治制度和统治基础。经济上，学习中原先进技术和经验，推动南诏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经过长期发展，滇池流域和洱海区域成为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实行粳稻和大麦的轮种，已经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一牛三夫的耕作方式以此进行精耕细植。同时，结合地方实际情况积极发展畜牧业、制盐业和纺织业。南诏时期，商业贸易不仅遍及境内各个区域，与唐朝之间亦有商业往来，而且还与骠国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商贸活动。《新唐书·南诏传》载：“以缯帛及贝币市易。贝者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从以物易物发展到出现贝币，无疑是商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标志。到了阁罗凤时期，南诏“易贫成富，徙有之无，家饶五亩之桑，国贮九年之廪”，已然成为农业发展、经济富庶的地区。文化上，南诏学汉语、习汉文、慕华风，不断加强与内地的文化交流互鉴，推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文化的发展。《南诏德化碑》是南诏学习汉唐文化的最好例证：不仅碑刻全文均用汉字镌刻，而且运用骈文文体，辞藻华丽、语言优美，足见中华文化对南诏的深刻影响。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南诏王异牟寻派出使者，通过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向大唐进献《南诏奉圣乐》，以示归化臣服，成为双方文化交流互鉴互赏的又一佳话。不仅如此，南诏还成为沟通大唐与东南亚诸国的枢纽，为唐朝交好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在南诏入京使者的带领和引荐下，骠国使者得以到长安向大唐进献了一曲《骠国乐》。通过历代南诏王的经营，洱海区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逐渐成为南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亦是南诏王直接控制的京畿地区。在此基础上，南诏学习唐朝经略边疆的治边思想，积极拓东、开南、镇西、宁北，开拓疆域，治理边疆，羁縻诸族，融合地方。在开疆拓土的进程中，南诏相继设云南、拓东、永昌、宁北、镇西、开南、银生、铁桥八节度使，筑云南、拓东、宁北、银生等城池，委任大军将担任节度，统治边疆、羁縻诸族。期间，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或进入南诏，或在南诏境内迁移流徙，加之因缔结婚姻等方式促成的民族融合，促进了南诏境内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化。南诏疆域的发展及稳定，也促进了中国西南边疆的逐渐形成，为元代建立云南行省奠定了社会基础。

　　可见，南诏时期，积极学习中华文化蔚然成风。行汉制、习汉字、尊儒学，促进了西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唐文化的交流互鉴和不断融合，不仅推动南诏文化的不断发展，而且极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与包容性。元初郭松年撰《大理行纪》，记录了当时云南社会经济情况，称“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这是南诏以及随后大理国时期，中央王朝与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联系不断加强，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和实证。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南诏地方民族政权在发展进程中对唐中央王朝的政治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作出了历史贡献，亦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历史素材和实证。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