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研究

作者：张学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推进理论创新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坐在象牙塔内的空想，必须坚持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用实践来实现真理、检验真理。”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需要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研究。近年来，贵州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战略规划、思想引领、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与法治保障等维度，有形有感有效推动“铸牢”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

高位推动持续创新。2012年，国务院出台文件，支持贵州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示范区”；2021年底，贵州省委提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2022年底，印发《贵州省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实施方案》。此外，贵州近年来创新建立“1+8”试点示范机制和跨省示范廊带建设，如联合湖南、广西共建“桂黔湘环三省坡示范带”等，创新推动政策跨区域协同、资源跨省共享、治理跨边联动。

深化理论武装。贵州将“铸牢”深度融入教育全链条和社会生活全场景。在教育领域实现大中小学全覆盖，将“铸牢”教育融入思政课程、文化课程与实践育人各环节。在社会层面，组建“红石榴”宣讲团，开展“推普兴乡”行动，建立语言文化服务站，宣传党的创新理论，打通思想引领“最后一公里”。在公共空间，打造“石榴籽主题公园”“红石榴驿站”等，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使“铸牢”教育入脑入心。

夯实物质基础。贵州深刻把握“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着力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方面，大力培育特色产业，推动“黔货出山”，打造苗绣、蜡染、银饰等“黔系列”民族文化产业品牌，让传统技艺成为“指尖经济”。另一方面，推动新能源、大数据、生态旅游等新兴产业布局，如黔西南州开工15个新能源项目，黔南州重点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形成“园区+村社”联动发展模式。在政策支持上，构建起“中央资金引导、省级配套强化、地方精准落地”的三级支撑体系。

增进文化认同。贵州坚持在增进中华文化认同的基础上传承弘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让文化在赋能发展的同时成为连接各民族心灵的桥梁。大力实施红色文化重点建设、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堡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等“四大文化工程”。建成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阳明文化园等一批文化地标；建立724个非遗工坊，推动特色非遗项目与文创、旅游等深度融合；创新打造“中华民族一家亲”系列文化品牌，推动全省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和传统体育运动会、“村超”“村BA”等文体活动成为促“三交”新平台。

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贵州将民族工作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推动《贵州省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修订草案）》纳入贵州省人民政府2025年立法工作计划，并制定权责清单推进民族领域法律法规修订和宣讲工作。在普法环节创新推出“双语普法”短视频，在执法环节连续9年开展“一法两规定”执法检查。加强党建引领，创新开展“民族团结食堂”“石榴籽服务中心”等模式，把治理融入日常、做进民心。开发全省民族事务治理大数据平台，实现矛盾预警、政策落实和公共服务“一网通办”。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贵州的“铸牢”实践成果，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成果。这些生动实践，也为我们从实践升华至理论、反思学科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样本和深刻启示。它呼唤我们打破范式枷锁、创新研究方法、强化学科交叉、直面实践需求，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共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重构理论范式。传统民族学研究常以“族别”为单元，聚焦单一民族的文化特质和社会结构，虽具微观深度，却容易固化差异意识，难以充分解释各民族在历史与现实中所形成的结构性共生与共享机制。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省份，各民族在共同开发家园、守护生态、参与现代化建设中，形成了高度互嵌的经济社会文化网络。例如，“村超”“村BA”等活动中，汉、苗、侗等各民族共同参与、共同庆祝，已超越单一民族的文化表达，成为共同体的情感载体。要从“分离叙事”转向“整合叙事”，构建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核心的新理论范式，在历史维度关注多民族如何通过迁徙、贸易、协作形成共同历史记忆，在结构维度分析经济互嵌、社会共治等如何支撑共同体运行，在精神维度挖掘共同的价值观、共有的文化符号，强化学术研究服务“铸牢”这一国家目标的实践导向。

创新方法论。传统的田野调查方法往往带有“外部观察”和“客体化”倾向，难以深入探究共同体意识的生成过程和情感内核。贵州实践中，诸如多民族合作的非遗工坊、“民族团结食堂”“石榴籽服务中心”等，都是共同体意识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动体现。田野调查工作应实现从“旁观者”到“嵌入式”与“参与式”转型，强调尊重、赋能与合作，使知识生产真正服务于共同体凝聚。其中，“嵌入式”要求研究者长期融入社区，通过共情共处，体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日常实践；“参与式”鼓励研究者以协作者身份与社区共同设计并实施文化项目、治理实验，在行动中共同促进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

促进学科交叉融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因素。贵州实践鲜明体现出这种复杂性，如，从学科角度探索一个民族特色村寨的振兴路径，需要民族学关注文化传承，经济学分析特色产业，政治学解读治理结构，生态学评估环境可持续，心理学和社会学揭示认同形成机制。要打破学科壁垒，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交叉融合矩阵，体现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特点和方法路径。融合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揭示共同体的历史延续；结合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人文地理学，分析结构支撑与制度保障；引入心理学、教育学、传播学、艺术学，研究意识内化与外化机制。要在科研组织、课程设计、人才评价等方面推动学科深层次变革，建立跨学科的研究平台和团队，回应现实问题的复杂性与整体性。

强化实践导向。传统的民族研究有时存在与实践脱节的问题，成果停留在理论层面，难以转化为政策解决方案。贵州在政策制定、基层创新、评估反馈中形成了大量可复制的经验，如“一州一策”、示范廊带建设、数字化治理平台等，这些都是理论指导下的成功实践。学科建设必须强化学术研究的实践导向。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真问题，推动研究范式转型，强化实证与政策之间的证据链衔接；鼓励成果转化创新，通过内参、政策座谈会、联合建设基地等形式，推动学术成果向决策转化，真正服务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作者系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会长、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