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云南三交史话丨史诗话“三交”：云南民族团结的历史图景

　　在多民族共居、文化多样性鲜明的云南，史诗不仅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反映民族关系、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独特见证。特别是对于一些无本民族文字的民族而言，文字史料对其历史的记载往往寥寥数笔，而族群内部却流传着大量口述历史，包括创世史、族源史、农耕文明史、科技史、迁徙史等。云南各民族所保存的丰富史诗，记录了各民族共同开发这片沃土、繁衍生息、和谐共生的历程，也展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近年来，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推进，民族志文本在重建文化认同、促进群体理解与推动边疆治理方面的价值愈加凸显。特别是在以口述史、神话史诗为核心的原生叙事中，我们得以窥见地方民族如何自我认知、自我定位并与他者互动。由此，史诗成为研究民族关系的一把“文化钥匙”。

作者与德昂族史诗《达古达楞格莱标》国家级传承人李腊拽合影

　　一、云南各民族史诗中“三交”的表现形式

　　（一）共同的历史记忆

　　云南各民族的史诗集中体现了自古以来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共同开疆拓土、繁衍生息的历史记忆。许多史诗虽出自不同民族，却共享相似的母题和叙事，折射出各民族在共同生存环境中携手耕耘、共度历史的经验。

　　如佤族的《司岗里》、德昂族的《达古达楞格莱标》、布朗族的《艾布林嘎和依娣林嘎》都讲述了祖先走出洞穴、开辟天地的故事，而沧源新石器时代岩画中同样出现了“出人洞”的图像，考古学对于口述历史的进一步印证，展现了远古时期各民族共同开创生活的历史记忆。独龙族、彝族、傣族、基诺族等民族的史诗中都流传着关于“大洪水”的传说。这些共同的叙事表明，尽管族源各异，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共同面对自然挑战，在中华大地上携手开垦，从而积淀了相似的历史经验与精神记忆，见证了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书写了各民族共同经历的历史长卷。

　　（二）共享的文化元素

　　云南各民族的史诗广泛保留着相似的神话母题，这些母题虽在不同民族中有着差异化的表达，却共同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在“葫芦（鼓）育人”的叙事中，哈尼族《十二奴局》讲述莫鲁与沙崩藏身葫芦、洪水过后重建人类；拉祜族《牡帕密帕》中叙述了葫芦孕育的扎笛娜笛兄妹结合繁衍；基诺族《阿嫫腰白》里，玛黑玛妞兄妹则从大鼓中走出。虽然在细节上各异，但“葫芦保存人种”的核心母题却高度一致，反映了区域性文化互文与民族间叙事的相互借鉴与再创造。在云南，稻作文明的起源也是许多民族共享的主题。布朗族、德昂族的史诗中都有“老鼠为人类带来谷种”的情节，象征着农业生产的开启。如今，各民族依旧通过“新米节”来感谢自然的恩赐，这不仅是农耕文明的共同行为记忆，更是各民族在实践中形成的文化纽带。英雄史诗的叙事则展现了更为深层的精神共鸣。苗族英雄昌扎、彝族英雄支格阿龙与中原传说中的后羿一样，都是“射日英雄”，象征着人类战胜灾难、追求正义的勇气与智慧。这些各民族共享的英雄母题，凝聚成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与精神象征。云南各民族史诗的母题共享和元素借鉴体现了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和共同培育的伟大民族精神。

　　（三）共融的交往交流

　　史诗大多并非单一民族的自我认知与叙事，还讲述了与其他民族的互动和交往。例如，纳西族《创世纪》叙述了纳西族、藏族、白族的共同起源，德昂族《达古达楞格莱标》则讲述了德昂族、布朗族、佤族三兄弟的故事。这些叙事虽以神话传说的形式出现，却深刻反映了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相互交融、彼此成就的文化记忆。迁徙类史诗中更是大量涉及各民族互动交往，如哈尼族《哈尼阿培聪坡坡》记载了哈尼族在迁徙过程中与彝族、汉族、傣族的相遇和交往，展现了云南各民族共生共荣的社会生态。布朗族《朗三飘》则以跨民族通婚为主题，折射出族群关系在血缘与文化层面的交织。通过这些史诗，可以看到各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不断与周边民族展开深层互动，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完成了对自身认同的塑造与更新，是边疆地区各民族共生共荣的真实写照。

　　（四）相互采借的语言表达

　　云南史诗在语言表达上也呈现出明显的融合趋势。许多史诗中出现各民族语言词汇的杂糅，或吸收了其他民族特有的修辞方式与韵律形式。例如，居住在傣族周边的基诺族、佤族、布朗族和德昂族，在史诗传唱中常常融入傣语的发音特点和常用词汇。这些史诗在民族地区广泛流传和吟唱，甚至还有讲述民族团结与外交往来的特定史诗和古歌。语言的相互采借与交融，使史诗既保留了本民族语言的独特韵味，又让不同民族的听众在传唱中感受到熟悉与亲切，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这种语言互动的自然结果，反映了各民族语言在交流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也是各民族共同生活、共建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

　　二、云南各民族史诗中“三交”的发展脉络

　　（一）远古时期：自然交往下的融合萌芽

　　古代云南各民族因地域相邻、生活资源需求等因素，开始了最初的自然交往。在这个阶段，各民族之间的往来、迁徙活动逐渐增多，人们在交换物资、共同开拓土地的过程中，开始了解并吸收对方的文化习俗。史诗在这一时期便开始记录下这些简单的交往互动，比如《德昂族调查研究》中说人们从葫芦里出来的时候，汉族先出来，他们住在山头上，紧接着是德昂族，就居住在半山腰，然后是傣族，居住在坝子。又有瑞丽流传的史诗记录，出来的是四兄弟，汉族居住在东方，德昂族居住在西方，景颇族居住在南方，傣族居住在东北方坝子里。布朗族史诗中说艾布林嘎和依娣林嘎在用泥土捏人的时候，捏到最后，有的人泥巴不够捏嘴巴，就从其他泥人身上取下一点，安在缺嘴的泥人脸上，这个人就是布朗族，而那个身上由于少了泥巴变得苗条的就是傣族。这些史诗强调各民族的分布、生产和外貌特点，虽然形式较为质朴，但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萌芽，为后续更深层次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二）古代时期：政策推动与文化交流加速

　　随着各民族不断发展，开启了建邦立王、扩展势力的历史阶段，各民族之间的征战、迁徙史诗就反映了这一段历史时期的民族交往。值得注意的是，战争与迁徙不仅是冲突与流动的记录，也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促进了文化、技术和习俗的相互学习与借鉴。例如，多地民间流传的史诗与传说中，都讲述诸葛亮带来先进技术的故事，体现了文化传播与技术交流的历史记忆。西双版纳勐腊的彝族至今仍能唱出源自蒙化（今巍山）的《迁徙古歌》，歌词中“从蒙舍山出发，跟着马帮的脚印”的句子，正是这个彝族支系在南诏时期迁徙交往的见证。德昂族史诗中也描述了德昂族先民曾跟随彝王出征作战，反映出在南诏时期德昂族参与各民族政权构建的历史过程，印证了史料“通计南诏兵数三万，而永昌居其一”。

　　可见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军事合作十分频繁。至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对云南地区的治理不断加强，推行了一系列促进民族融合的政策，如屯田、改土归流等。这些政策进一步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深度交往。云南史诗在这一时期内容更加丰富，出现了更多关于跨民族通婚、共同参与地方建设等反映深层次交往交流交融的情节。在《达古达楞格莱标》中还创编了汉王女婿与中原王朝授印给德昂族的故事，既体现了边疆民族对中原王朝的认同，也反映了明朝中央在边疆治理与民族关系上的政策实践。

　　（三）近代时期：国家认同下的深度融合

　　近代以来，云南各民族史诗中出现了反映国家意识的叙事，强调在抵御外敌与建设家乡过程中，各民族的团结与互助。这类史诗不仅记录了历史事件，更将民族团结和共同奋斗升华为激励后人传承的文化动力。

　　例如，布朗族史诗《两把神刀》讲述明代万历初年，岳凤鸠依附缅甸东吁王朝，联合土司发动分裂叛乱的故事。其中，明朝参将邓子龙部队中的布朗族战士阿兴，在抵御外敌中屡建奇功，却不邀功领赏，塑造了爱国而谦逊的民族英雄形象。同样，民间流传的史诗和传说中有女侠依梅抗击外敌的事迹，也被收录于光绪《顺宁府志》中，称“巾帼须眉无比伦，杀贼保疆建殊勋”。这些史诗充分体现了在国家认同框架下的各民族在近代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深度融合，用鲜活的史诗传唱了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也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边疆地区的生动体现。

　　三、云南各民族史诗中“三交”的文化价值

　　云南史诗中所记录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容，是各民族历史发展的真实见证，它们以一种生动鲜活的方式将过去的历史记忆传承下来，让后人能够清晰地了解各民族是如何从相对独立走向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通过史诗的传唱，历史记忆得以延续，文化根脉得以稳固，有助于增强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新时代，史诗的价值不仅在于历史记载，更在于如何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通过学术研究、文化教育、影视呈现、非遗旅游等方式，可以将史诗中这些各民族间友好交往、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历史和体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故事加以整理、解读与现代化表达。如元宵灯会中的阿诗玛形象、舞台剧《乌莎巴罗》等既保留了各民族的特色，又展现出了与时俱进的时代价值，让各族群众深刻认识到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激发人们传承和维护民族团结的责任感，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

　　史诗作为重要文化资源，可以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民族史诗，展现各民族长期互动的历史实践与文化创造，强化各民族对“五个共同”和“四个与共”的理解与认同。在共享各民族史诗这座璀璨宝库的过程中，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与文化动力。（徐何珊）

　　文章源自《今日民族》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