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志农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高云松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

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基于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我国疆域辽阔、生态多样、民族众多，不仅西南边疆、东北边疆、西北边疆在总体上有明显的差异性，在各区域内部，各民族、各地方也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性，因此一个统一的国家实体是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的共同体成员之间形成稳固共存结构的关键。“差异”并不构成“共同”的反面，而“共同”也并非对“差异”的消解。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中，必须实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证关系，意味着两者并不对立，而是互为表里。失去了共同性，便只剩下纯粹的排他性和专有性；失去了差异性，也无从谈论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性。正是由于中华各民族在文化上保持了丰富的差异性，其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才呈现出休戚与共的共同性。

在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证关系中，前者相对于后者来说具有优位性，即“共同”发挥着决定作用。这是因为共同性基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和生活经验，即共同性自始至终已在各族人民的生命经验中被给出，早已融入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精神的历史实践之中。文化的差异性以存在的共同性为前提，只有当共存状态下的各民族之间发生交往互动时，文化间的“差异”才被真实体验。因此，文化的差异性叙事必然以共同的生活世界作为经验基础才得以建立。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锚定了共存结构的社会根基，并为各民族文化的丰富性与差异性搭建了历史舞台。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性催生了它们之间互通有无的交换机制，使各民族得以形成有机的团结机制，差异性的维系也使“共同”具有结构性开放的特征，可以不断将他者因素涵容并凝聚于自身。

总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具有历史必然性，共同性为主导、尊重和包容差异性的辩证运动贯穿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贯穿于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实践中。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既是推进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现实需要，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时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