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怒江：峡谷激流间的交融共生

11月3日，《中国民族报》理论周刊

刊文《怒江：峡谷激流间的交融共生》

聚焦怒江

这壁立千仞中奔腾不息的激流

串联起从史前到当代的多民族历史进程

见证了各民族在高山深谷的横向阻隔中

凭借河谷廊道、溜索桥梁和古道驿路

不断突破边界，走向互嵌共生的历程

　　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的怒江，自北向南奔流而下，穿行于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怒山）之间，形成了世界上最壮观的高山峡谷地貌之一。作为“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水系，怒江在我国境内河段长2013公里，流域面积约13万多平方公里。怒江也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国际河流，于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出境，进入缅甸后称为萨尔温江。

　　怒江独特的地理水文格局，塑造了从青藏高原到中南半岛的立体生态廊道，上游海拔高峻、气候严寒，中游峡谷段高差悬殊、激流奔腾，下游河谷渐趋开阔，延伸至东南亚。这条奔腾不息的江河，不仅展现出丰富多样的地理景观与自然风光，更是横断山区各民族交流互动的天然通道，承载着从史前文明到当代繁荣的历史，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伟大实践，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生动缩影。

　　史前文明探源

　　上世纪80年代之前，怒江流域的史前考古和史前文化研究均为一片空白。随着保山塘子沟、施甸万仞岗、龙陵船口坝等大批遗址的发现，学界证实怒江两岸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起便一直有人类生息繁衍。考古学以云南保山市隆阳区的塘子沟遗址为代表，命名了“塘子沟文化”。这里出土了“蒲缥人”晚期智人化石，以及大量极富地方特色的石制品和工艺精湛的骨角牙器，展现了古人类高超的生存智慧。

　　截至目前，怒江流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采集点已近百处，文化面貌复杂多元。其中，在保山市龙陵县怒江西岸的船口坝遗址，出土了大量打制双肩石斧、磨制梯形石斧、尖状器及夹砂陶等，属于澜沧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类型“忙怀类型”的延伸，而在将台寺、狮子山、响水湾等遗址出土的石器、陶器等文物，则与洱海区域的“白羊村类型”相近。这表明，新石器时代怒江流域的先民与周边族群文化联系密切。1991年发掘的大花石遗址，是迄今我国发现的云南最早的青铜文化起源地之一。该遗址出土了表明原始农业存在的炭化稻遗存，出土的“四瓣花卉”石刻，则是云南迄今所见最古老的石刻艺术品，反映了史前人类在多元文化交流中的审美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怒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并非孤悬一隅。从出土的陶器纹饰、器型以及石刀形制来看，其文化特征与中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及东南沿海的百越文化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正如考古学者总结的，“怒江流域新石器文化在形成和发展中，曾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内地特别是黄河流域、东南沿海古文化的重要影响”。这也表明，怒江峡谷虽为天堑，但峡谷沿线的古人类一直跟周边人群与文化有交流，为后世多民族的迁徙往来与和谐共生奠定了基础。

　　民族迁徙的古老通道

　　秦汉至魏晋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经略的不断深入，怒江流域逐渐进入汉文典籍的记述之中。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古哀牢国”，永昌郡是东汉在西南边疆设置的大郡，主要涵盖今怒江中下游一带，是傣族等先民的主要活动区域。唐代樊绰《蛮书》进一步记载“高黎共山在永昌西，下临怒江”，这是记载“怒江”之名较早的汉文文献记录。元代，怒江被称为“潞江”，元朝通过设置丽江路，将怒江流域的北部和东部纳入云南行省的行政序列，一部分归土司管辖。明代，潞江安抚司的设置，标志着中央王朝行政建制已深入怒江河谷。明代钱古训、李思聪撰写的《百夷传》中首次使用“怒人”这一称谓，初步勾勒出怒族先民在怒江中游的社会活动。

　　随着历代中央王朝的治理深入与历史变迁，怒江流域逐渐成为民族迁徙的廊道。早在远古时期，氐、羌等古代族群沿河谷自北向南流动，从青藏高原进入滇西北地区，与当地族群融合，逐步形成今日怒族、独龙族先民。唐代以后，随着南诏、大理等地方政权的崛起，怒江流域的部分地区被纳入其管辖范围，各族群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明清时期，傈僳族先民从金沙江、澜沧江流域翻越碧罗雪山，迁入怒江峡谷；与此同时，白族支系勒墨人亦从澜沧江边的兰坪一带迁入。他们与早先定居于此的怒、独龙、藏等民族的先民交错杂居，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这种复杂的迁徙史在怒江流域各民族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怒族、傈僳族、独龙族的创世神话中，往往将不同民族形容为同一始祖诞下的兄弟，蕴含着“各民族同源共生、命运与共”的朴素共识。这种深植于文化基因里的“共祖”记忆，为各民族的和睦相处奠定了情感根基。

　　溜索古道织就区域互惠贸易网

　　怒江两岸绝壁对峙，江流湍急。为打破地理阻隔，怒江两岸的怒、傈僳、独龙等民族的先民，利用藤蔓、竹篾和铁索，在两岸悬崖间架设“空中索道”，创造出溜索这一绝妙的交通工具。据《纂修云南上帕沿边志》记载，怒江沿岸居民于“水深时概用溜渡，其溜系以竹纽成索，系于两岸”。傈僳族因擅长溜索而被誉为“会飞的民族”。溜索虽险，却是怒江两岸先民突破天堑的便捷通道。借助溜索，两岸村寨得以互通往来，民族与区域间的联系由此逐步加强。

　　溜索解决的是怒江两岸局部的跨江之阻。而要将两岸村落、集市与更广阔的外部世界连接起来，则有赖于怒江流域古道网络的形成。早在秦汉时期，连接蜀地与古代印度的“蜀身毒道”便已开通，其南线部分路段沿怒江支流延伸，东汉时已有商旅经行。此后，随着茶马互市的兴盛，穿越横断山脉纵谷地带的茶马古道，将西藏、滇西北和中原紧密连接。其中，由大理经永昌（今保山）渡怒江、越高黎贡山进入南亚的“永昌道”日益繁忙。通过“永昌道”，民间商旅从我国四川等地经云南西部向东南亚、南亚各国输出丝绸、邛竹杖、铁器、瓷器等商品，又从这些国家带回香料、珠宝、琥珀、海贝等海外商品。明代以后，连接滇藏的茶马古道支线沿怒江峡谷延伸，自大理、丽江经维西、贡山进入西藏察隅等地，再南下至印度，成为沟通我国西南地区与缅甸、印度等地的重要商道。在这些古道上，马帮结队而行，汉、藏、纳西、白、傈僳等民族的赶马人共同穿行于峡谷激流之间，推动了物资、技术与文化的跨地域流动。

　　道路的畅通带来了集市贸易的繁荣。兰坪营盘街、福贡上帕街等集市迅速发展，成为怒江地区与周边区域贸易往来的重要节点。每年七八月间，迪庆维西的商人沿驿道带来茶叶、布匹、针线等物资，换取贡山出产的贝母、黄连等山货药材，名曰“赶药会”。各类物资在此汇聚、分流，极大地促进了区域内的经济交往。集市上，白、纳西、汉等各族商人带来了中原地区的盐、茶、布匹、铁器，傈僳、怒、独龙等民族则出售山货药材与皮毛。生计互补催生了跨区域的贸易网络，使各民族在经济上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山坝互补促进文化交融

　　怒江峡谷独特的高山深谷地貌，形成了典型的“山坝结构”，这不仅决定了生产力布局，更深度塑造了族际共生关系和文化交融大观。怒江流域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众多共有共享的文化符号与历史记忆，其中以节庆活动最为典型。

　　傈僳族的“阔时节”、怒族的“仙女节”、独龙族的“卡雀哇节”，早已成为怒江流域各民族共同欢庆、共同参与的节日。以傈僳族“阔时节”为例，“阔时节”是傈僳族的新年，也是傈僳族最为隆重的传统节日之一。“阔时之夜”的舞台上，汉、傈僳、怒、独龙、白等各族表演者同台献艺，将“摆时”唱诵、怒族达比亚弹唱等各民族文艺形式融在一起；节庆期间设置的射弩锦标赛、溜索挑战赛等活动，也吸引各族群众与游客参与。与此同时，春节、端午节等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亦深度嵌入当地各族群众的生活，成为凝聚多民族情感的纽带。在兰坪雪门坎的端午盛会上，普米、白、彝、傈僳等民族身着盛装共赴高山草甸，共享佳肴、同跳“搓蹉舞”，这场延续千年的山野集会已成为滇西北怒江、澜沧江流域各民族共庆端午的生动缩影。

　　在日常生活层面，民族交融的印记同样深刻。民居建筑上，在德钦县、贡山县等地，藏式碉房的夯土平顶、收分墙体与纳西族、白族的木构瓦顶、汉式合院相互借鉴，形成了“下层藏式碉房、上层纳西瓦房”的垂直叠加结构；在澜沧江、怒江交汇地带，傈僳族的传统民居木楞房则与藏族的土掌碉房亦相互影响，催生了融合多种民族风格的民居。语言方面，长期的杂居共处早已打破了“隔山不同音”的界限，丙中洛、迪麻洛等地的怒、傈僳、藏、独龙等各族群众普遍通晓三至四种民族语言，在日常交流中多语并用、切换自如。饮食上，藏族的传统美食酥油茶、糌粑为怒族、傈僳族所喜爱；怒族的漆油鸡、石板粑粑也成了各族待客的佳肴。这种深度的文化互嵌，体现了多民族交融的广度与深度。

　　同心奋进共建美好家园

　　近代以来，怒江流域各族人民共同谱写了抵御外侮、保家卫国的篇章。片马事件中，傈僳族、怒族、景颇族等各民族奋起抗击英国殖民者入侵，用弩弓长刀捍卫了祖国西南边疆。抗日战争时期，怒江天险成为阻止日军东进的自然屏障。1942年5月，中国守军果断炸毁惠通桥，将日军阻隔于怒江西岸长达两年，保全了怒江以东国土，为滇西大反攻创造了战略条件。在修筑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的过程中，怒江两岸汉、白、彝、傣等各族民工冒着炮火、攀崖凿石，付出了巨大牺牲。这些共同经历锻造了怒江两岸各族群众共御外侮、保家卫国的爱国热忱与深厚的家国认同，成为各民族休戚与共、命运与共的精神纽带。

　　新中国成立以来，怒江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进入新时代，生活在怒江流域的各民族迎来了历史性跨越。怒江州怒江段原有的42对溜索，已改建为36座跨江桥梁；2019年怒江美丽公路全线通车，串联起峡谷两岸的村村寨寨。交通条件的根本改善，带来了人员往来的频繁与市场、公共服务网络的延伸，也悄然改变了两岸的每一个村寨。溜索的锈迹留在了展柜里，桥上的脚步通向集市、学校和医院。怒江流域的各族群众，正在峡谷深处共同过着属于自己的新生活，在共同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一个民族、一个村寨也没有落下。

　　怒江，这壁立千仞中奔腾不息的激流，串联起从史前到当代的多民族历史进程，见证了各民族在高山深谷的横向阻隔中，凭借河谷廊道、溜索桥梁和古道驿路，不断突破边界，走向互嵌共生的历程。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今天，怒江各民族续写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壮丽新篇章。（高雪峰）